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痰热清注射剂(熊胆制剂)发挥了重要治疗作用。在流感大流行时,国际公认最好的西药达菲只在发病早期有效,后期无效,且有不良反应致死的报告。而痰热清注射剂的疗效及安全性都明显优于达菲。说明熊胆粉及其制剂的治疗作用显著,有些是不可替代的。某些外国商人及其代理人宣传熊胆粉只能治疗咽炎、扁桃体炎、痔疮等小病是欺人之谈,很不正确。熊去氧胆酸及“人工熊胆”,未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,不能生产使用,目前只有德国、意大利等生产的熊去氧胆酸进口,占领我国市场。如果取缔熊胆粉(每年30吨)及其中药制剂(243种),全部由进口高价的熊去氧胆酸代替,我国每年要拿出几十亿元送给外国人,如此巨大的市场,诱人的暴利,使外国商人垂涎三尺,或可说明,为什么有些外国商人及其代理人,如此强烈地要取缔中药熊胆粉,又如此强烈地鼓吹用熊去氧胆酸全面代替熊胆粉及其制剂。究竟是保护动物,还是借题发挥,抢占中国市场?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,看清幕后操纵者及其代理人的真正企图。我们从来不赞成任何外国人、外国民间组织或官方机构,在我国以“救世主”自居,借题发挥,指手划脚,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,千方百计否定中药,搞垮中药企业,推销外国药品,抢占中国市场,谋取暴利。近年我国有些企业,被外国商人恶意“做空”,利用造谣污蔑、肆意诽谤等不正当手段,使我国企业损失惨重,而外商却大发横财。这次熊胆之争,与外国商人惯用的“做空”手段十分相似,第一步是否定中药熊胆粉及其制剂;第二步是搞垮相关中药企业使其退出市场,进口“洋中药”则乘机抢占中国市场。取缔熊胆粉及含熊胆粉成分的243种中药制剂,将为外商提供几十亿元的暴利;第三步是对动物药逐一展开攻击,图谋取缔动物药的使用,打击我国传统中医药。善良的中国人要提高警惕,不要上当受骗,被人利用。要努力保护国家利益、人民利益,特别是病人利益。 (中国中医药报) 2月29日,第十三届科博会组委会表示,在“北京市科技合作项目推介签约活动”上,一批推动高端产业的重大项目落地,23家单位一举签下12个项目协议,签约金额达到112.8亿元。此次签约的12个项目多是围绕新能源、新科技、新发明创造展开的。其中,中关村电子城管委会和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新能源商会携手,将斥资18亿元建设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新能源商会“新能源产业园”。据介绍,这个将落户于望京地区的“新能源产业园”,聚焦多种新能源的综合开发和产业建设。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将在京西打造“CRD”,即首都休闲娱乐中心区。为此,石景山政府分别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世界贸易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,将与海航集团联手打造集休闲娱乐、购物、旅游为一体的“CRD”。待“CRD”成型后,作为世界贸易中心协会正式会员的北京世界贸易中心将要入驻,在会展业、国际经贸咨询、电子商务服务、经贸考察等方面带来商机。另外,国家地理信息中心将坐落于大兴的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,投资人民币30亿元。 [导读]出身贫寒,却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;解放后被划为“右派”,却在改造期间,翻译了八部共230万字的经济学著作;他70岁开始学习法语、90岁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富国论》,100岁撰写《期颐述怀》。 杨敬年在南开大学校内敬业石前留影。大师访谈录第71期:杨敬年: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“你要不读书,我就浸死你。” 我小时候是跟我外祖父,4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,读到13岁。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调皮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外祖父屋前有一个小池子。我外祖父就抱着我到池塘旁边,站在一个木桥上,把我的头发就倒竖起来,就说你要不读书,我就浸死你。从那以后大概就开始好好读书了。我也记不得了。因为我家里很穷,父母结婚以后,父母不和,父亲就出了远门。先在长沙,后头就到广东,多年没有音信,都以为他死了。我母亲生下来我一个月,就带我回到外祖父家里。所以我是在外祖父家里长大的。外祖父是浙江长兴人,他年轻的时候参加太平军,打仗打到湖南省病了。小孩嘛,湖南有一个黎家,把他收养了。他原来姓鳌。以后他就考取了湖南同浙江两省的秀才,也在外头工作过。晚年就在家里开经学堂。私塾一种是启蒙的,一种是给十八九岁的青年人讲四书五经的。他家里经常有十几二十几个学生住在家里,就带我一道读书。我是跟着他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。到了后头我就能够做通顺的文言文了,我外祖父就说,我可以出去教小学了。但是,我自己还没有上过小学呢。外祖父就说得到外头去,读读书回来,“戴顶帽子”就可以教小学。我的叔祖父就借钱送我到岳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去读书。那时候高小是三年毕业,我插班插到二年级。那是1922年,两年以后毕业,毕业以后我就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了。“当时是把南开作为一个过渡,没想到终老南开。” 第一师范读了一个学期以后,我的叔祖父就给我安排结婚了。那是1925年,民国14年。我在第一师范读了一年半,三个学期,后来就去教了一年小学。那个时候小学就是一个老师教的,四个班同时,有的班级读语文,有的班级学数学。教了一年以后,到1927年,我就考了黄埔军校的长沙分校,去参军。参军以后,就遇上了“马日事变”。湖南的许克强反共。那个时候我因为穷,心里就很倾向共产党,在第三分校入伍了三个月,我是步兵科,当时也申请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,没有被批准。反共以后,宣传反共,我就自动离开了学校。我要不离开,在黄埔应该是军官学校第六期。以后我又教了两年书,高小,就出去到南京。开头是到上海,准备去考劳动大学,没考上,就到了南京。进了两个短期学校,一个学测量,一个学无线电,后头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,大学部。那是1932年。我是进的行政系,该系是国民党培养县长的。毕业以后,我分配在江苏民政厅工作,我没去报到。当初考取政治大学还是很不容易的,开头二十多个人考一个,后头到六七十个人才考一个,大家都想到国民党去求一官半职。只有我这一个人是要离开的。我们有同学就劝我,说你毕业以后好好工作几年,你要出国,我们学校可以送你出国,政治大学也送人到美国、英国去培养的。他说你去考清华,清华要你吗?我就觉得那些政治大学送出去回来的人,我也知道有几个。我就不大佩服他们。我说我要凭我的真本领去考。所以我还是走了。当时我们同班有一个女同学叫顾左文,她就嫁给马新野。马新野是政治大学毕业到美国回来创办新闻系的。我就通过他向学校要了成绩单、毕业证书,所以就报考了南开经济研究所,以后跟着我这样走的还有几个人。有一个叫宋则行,一个是叫杨书进。他当初叫杨家驹。还有一个叫汪祥春,现在在东北财经大学。还有他们三个,同我一样也是政治大学毕业到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,到外国去读书。我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第二届研究生。读了一年,又碰上了七七事变,抗日战争就发生了。我们这一届的学生都只读了一年,就跟南开的老师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工作了几年。一直到1945年考取了第八届庚子赔款公费,1945年8月4号离开重庆。走印度,去等船。在印度从加尔各答到孟买的火车上,听到日本人投降了,这样就到了英国去了。当时是因为我考庚子赔款,庚款是要大学毕业以后,要工作两年,或者研究两年才能报考。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,研究生是两年毕业,又有奖学金,所以刚刚适合我的需要。我就报考了南开,当时是把南开作为一个过渡。过两年我就考了庚款走了。没想到终老南开,这就表示南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“南开的特点,师生关系比较密切。” 到南开经济研究所,我是我们班上的负责人。到了南开,我们闹了一次事情。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有四个是燕京的,一个北大,一个清华,一个辅仁,一个南开,就我一个人是南方来的。南开的习惯是三天一小考,五天一大考。譬如我在政治大学,就习惯一个学期考两次,学期末了一次,学期中间一次。所以我们就提出来改革。我进南开的时候,就碰上欢送何廉到南京政府工作。经济研究所是方显廷代理所长。方显廷不同意,我们同学就说那我们不读了,我们走,卷铺盖要走。后来他们就出来挽留我们,说你们住这一晚再说。那天晚上,他们这些由北方大学来的人,都有老师熟的,分别请他们吃饭。就是我一个人南方来的,没有人请。第二天早晨,我们大家把情况一对,他们是想要分化我们的。后来大家说还是要走。最后,方显廷也同意了,我们也改为一个学期考两次。后来何廉听到这个消息,说是很痛心。以后我没有想到方显廷还要找我来工作。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[导读]出身贫寒,却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;解放后被划为“右派”,却在改造期间,翻译了八部共230万字的经济学著作;他70岁开始学习法语、90岁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富国论》,100岁撰写《期颐述怀》。 南开大学过去是私立大学,学生靠一些真的本事。所以,南开大学过去学习出来的人,经济系毕业的都是很好的。他要凭自己的力量在上才站得住。到了南开,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因为我在政治大学,那四年是军事管理,起床、吃饭、上课都听着号声。吃饭,你在哪一个桌子,桌子的哪一个方向,都是给你固定的,生活是非常刻板的。到了南开,你一天不吃饭也没人管你。所以空气完全不一样。南开的特点,师生关系比较密切。所以南开一年对我的影响也很大。我们这一届研究生,第二届请张(伯苓)校长,在天津的登瀛楼上吃饭,校长也来了,跟我们吃饭。吃完饭,我们就送他,他就说送客人的规矩是送到楼梯旁边,不要下楼。张校长就走了。以后我在英国回来,我们又请他吃饭,不过不是我们那一批研究生了,是其他的几个同学,还在登瀛楼那个地方吃饭。张校长就说,杨敬年是不是原来的研究生?我说我就是。他还记得。今天我们龚校长还到我们家来坐了,同他夫人。他也想要改造南开,把南开加以转变。他在清华做了九年的副校长,在天大做了四五年的校长,现在到南开来有一年多了。他就想要把师生的关系变得密切一些。“我回南开没有征得陈序经的同意,这是我一生的遗憾。” 留学以后做什么,当时也没想。我在英国的时候,何廉抗战胜利以后,他也不做官了,回到美国去教书了。何廉给我写信问我情况。我就告诉他,我说1948年可以得到学位。他就安排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先待一年。所以我就定了1948年,那时候没有飞机,都是订船票。我当时订了一个到美国的船票,订了一个到中国的船票。1948年以后,何廉就要回南开来做校长了,就叫我赶快回来。我去了一问,他只给我留了到美国的,没有留到中国的。他说既然你能到美国去,不会到中国去的。所以,我就找当时的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。因为那都是我们政治大学的同学,总领事、秘书,都是我们同学。就找他们要一个头等舱的船票,就回国了。在香港登陆。当时不能回到国内,国内不是正打仗吗。到香港以后,香港的报纸就都有我们的名字了。陈序经先生当时刚刚接任岭南大学的校长。他的连襟是在香港工作,就来找我,说陈先生请你到香港一游。我就坐飞机到了广州。在陈先生家里住了十来天。当时国民党不是抢运好多教授到台湾吗?陈先生就把好多教授都留在岭南,不让他们到台湾去。有陈寅恪,有王力,还有好多医学方面的人。留下了好多人在那边。然后从国外回来的学生里面,他也想把我留在岭南。还有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社会学的,姓杨,也把他留在那里。陈先生就劝我,说你刚回国,应该多教书,多写文章,不要到政府去。他就给我看他的手稿,一摞的手稿,他说都是我每天4点钟起来写的。他说岭南大学同牛津比较接近,并且房屋也比较好。那里面有三个宫殿式的住宅,给我留了一栋。一栋是上下层,下层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社会学的。并且岭南大学是给港币,比一般国内大学待遇高。我就觉得我是何廉请回来的,何廉给我寄过500美金,我得问何廉的意思。刚好何廉的船也从美国回来,在香港登陆。我就跟陈先生一道到香港去看何廉。在一起吃顿中午饭,何廉高朋满座,他们两个谈我的问题,我不在旁边。陈先生就告诉我,说何先生同意你在岭南教书。这500美金是金城银行的钱,我们岭南还给他就是了。我说好吧,就在岭南呆下来了。刚好开学,王力是文学院院长,还有一个教务主任姓冯,他们就请我代表教师给同学讲话。我都在会议上给同学讲过话了,等到要上课,我的书是从英国直接运到上海的。英国的办法,钱在那里花的,以后运书的邮局不收费用。所以,我的书运到上海。何廉就说敬年的书慢点给他运。我要上课,没书怎么行?所以后来我就回到南开来了。走的时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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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小时候是跟我外祖父,4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,读到13岁。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调皮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外祖父屋前有一个小池子。我外祖父就抱着我到池塘旁边,站在一个木桥上,把我的头发就倒竖起来,就说你要不读书,我就浸死你。从那以后大概就开始好好读书了。我也记不得了。因为我家里很穷,父母结婚以后,父母不和,父亲就出了远门。先在长沙,后头就到广东,多年没有音信,都以为他死了。我母亲生下来我一个月,就带我回到外祖父家里。所以我是在外祖父家里长大的。外祖父是浙江长兴人,他年轻的时候参加太平军,打仗打到湖南省病了。小孩嘛,湖南有一个黎家,把他收养了。他原来姓鳌。以后他就考取了湖南同浙江两省的秀才,也在外头工作过。晚年就在家里开经学堂。私塾一种是启蒙的,一种是给十八九岁的青年人讲四书五经的。他家里经常有十几二十几个学生住在家里,就带我一道读书。我是跟着他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。到了后头我就能够做通顺的文言文了,我外祖父就说,我可以出去教小学了。但是,我自己还没有上过小学呢。外祖父就说得到外头去,读读书回来,“戴顶帽子”就可以教小学。我的叔祖父就借钱送我到岳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去读书。那时候高小是三年毕业,我插班插到二年级。那是1922年,两年以后毕业,毕业以后我就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了。“当时是把南开作为一个过渡,没想到终老南开。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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